秦代和西汉东汉时期茶业发展

 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初兴于巴蜀,自秦人收蜀而后,随国家的统一和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的加强,我国茶业不但在巴蜀,在全国其他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发展和传播开来。笔者在过去有的文章中说过,“如果说先秦是茶业和茶叶文比在巴蜀的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两汉三国南北朝,则是我国茶由巴蜀向外渐次传播的阶段”。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早期饮茶和茶叶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一种与茶叶生产相结合的传播。如果茶叶的饮用没有可靠、固定的茶叶来源,即不能当地生产,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少量茶叶贸易,茶的饮用也就不会约定形成为社会风俗。这一点,我们可用中原饮茶的史实为例,两汉时,饮茶和茶的生产,大致就从巴蜀传到了荆楚,但汉时中原除《尔雅》和《说文解字》一类的辞书有茶的释文以外,未见有其他任何茶事记载。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茶由两湖进一步传到了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但黄河流域除西晋南北统一的短时间,如左思《娇女诗》所示,茶叶的饮用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发展外,三国东晋和南北朝,因南北分裂,北方不说民间就是上层社会,也鲜有饮者。这一时期南方饮茶为什么逐步不断发展了起来?主要的一点,这里茶叶的饮用和茶树的种植是同步发展的。先秦我国早期茶文化如果从文化归属的角度上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含。由汉至南北朝,随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的一步步发展,我国始出巴蜀的茶叶文化,扩而展之,也一步步与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相会相融,由原始、简约也不断充实、丰富,进一步也就由巴蜀扩展为整个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本章,我们按时序对南方饮茶和茶业的传播发展,稍展开一说。
   (一)西汉东汉茶业简说
     秦代时间不长,史籍也没有留下多少茶叶资料,可以约略不谈。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不只《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在一些医药著作和笔记小说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述,是我国也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入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
  这里有必要补说一点,前面我们谈到,《尔雅》关于“~–、苦荼 ”的释文,可能是我国现存确定的茶的最早记载。但这不是说笔者就和某些训诂者一样,认为“六经中无茶字”。不,我过去在有关文章中,对《诗经》中的有些“荼”字,联系西周时我国正处温暖期,平均气温较现在要高2℃这点,认为系指茶并不是不可能的。至于《诗经》中哪些“荼”字是指茶,哪些是指苦荼而非茶?我没有研究,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中,所以我特意把《尔雅》 ~–字,用“现在确定的茶”这几字来避开六经中至今仍争议未决的荼字。   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陆羽《茶经》在汉代茶事中,列举了这样的四桩人与事:“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西汉蜀郡成都的二个名士,在茶叶产地上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丹丘子和黄山君饮茶的故事,就反映这时茶的生产和饮用,由巴蜀经荆楚一直传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据考,丹丘是今浙江宁海县“天台山的支脉” ①。上述传说中的汉代两位“仙人”,他们一寓浙东,一居皖南,都是下江的地仙。关于汉代长江下游已经种茶的资料,还见于清·邵晋涵《尔雅正义》“汉人有阳羡 (今江苏宜兴)买茶”,以及明·周高起《洞山OE舨柘怠泛和酢捌艹佘?(宜兴和浙江长兴的界山之一)之阳,课童艺茶” ②等记载。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传说;就是丹丘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的故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早斥之为“谬言误世”。
  所以,用这些来作为长江下游已经产茶的根据,显然也是有失妥当与没有说服力的。
  汉朝长江下游和我国东部沿海有没有茶叶?还有待考古或其他史料来证明,但是,这时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围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 荼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所言,因为“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就产茶,还可见《史记》“ 炎帝葬于茶山之野
  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茶茗故名。 ①”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荼陵,这还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明。
  据报导,在1号和3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一笥 ”和“笥”的竹简和木牌。“”为何物?开始无人知晓,后经湖南考古所周世荣研究员考证,其字即“~–”的异体字 ②;当然,墓主是西汉贵族,但即便如此,把一箱箱茶叶随葬,不但说明其时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颇已发展。   在两汉南方茶业有一定发展和传播的同时,四百多年间自然也会有少量茶叶流入北方,但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现在能找到的,也只有《赵飞燕别传》所讲的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 ③这样一句。
  但这还是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的。
  由两汉不多的茶史资料来看,这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还是在巴蜀,这一点,可用神爵三年 (公元前59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订立的劳役内容——《僮约》来作证明。王褒在详细规定的便了的劳务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这样两句。对于这两条资料,古今意见还不统一,如道光时黄汝威集释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王褒《僮约》,前云浔钆胼保笤莆涠悸蜉保⒁ 郧拔菜,后为茗。” ①这注应是顾炎武所引《僮约》原注。后面的武阳买茶,这里刻为“武都”,说明在明以前流传的王褒《僮约》中,即有把“武阳”误刊为“武都”这样正误二个版本。
  现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把武阳错改为武都 ”,其实范文澜只是错引不是“错改”。《日知录》所引注释中把前面的“荼”释为苦菜,可能与断句有关;其是把“烹荼”和前面的认为烹茶应和后面的“尽具”相联,尽通假作净,故前一句也当是指茶。不过,《僮约》中比较能说明蜀郡茶业的还是后一句内容,其不但表明巴蜀西汉时已经形成若干茶业产区,而且也反映这时还形成了诸如武阳一类专门销售茶叶的市场。
  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仍将茶(“荈诧”)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些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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