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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Tang Dynasty)繁荣的茶叶贸易(Tea Trade)和茶政赋税

茶百科文化 林茶网 10年前 (2010-01-03) 7052次浏览 0个评论

唐代(Tang Dynasty)繁荣的茶叶贸易(Tea Trade)
接上文:
秦代和西汉东汉时期茶业发展   
三国西晋东晋时期茶业的发展   
南北朝的茶业发展述要  
唐代茶文化与禅文化(Zen)的相互吸收和促进  
唐代(Tang Dynasty)繁荣的茶叶贸易(Tea Trade)和茶政赋税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茶业发展   
宋代元代时期中国茶业的发展和变革  
    我国茶叶贸易,如王褒《僮约》所见,巴蜀在西汉时就颇活跃。至唐代以后,如《食疗本草》反映:“市人用槐柳初生嫩芽叶杂之” ,茶叶贸易不仅有进一步发展,甚至茶叶贸易中消极的掺假作伪,也滋长了出来。不过,我国茶叶贸易的急剧和大规模发展,还是如前所说,主要是唐中期由北方饮茶的风气所带动出来的。以蜀茶蒙顶的产销情况为例:“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兢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
     ①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这时也是北方禅宗的盛期,蒙顶茶在短短数十年中,就从罕见之品,一下子变成了充斥草市的大路货。不只蒙顶是如此,全国其他茶叶重要产区的生产、贸易,在唐代中期也无不都有一个飞跃的发展。这里,不妨以《膳夫经手录》载及的大中(847—859)时的茶叶贸易情况为例:唐大中前后茶叶产销表茶 名 产 地 茶叶特点 主要销售区域 每年产销量新安茶 蜀蒙顶不远 多而不精 春时供本地饮用蜀 茶《茶经》剑南茶区至他处芳香滋味不变南走百越,北临五湖(今太湖流域)谷雨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续)茶 名 产 地 茶叶特点 主要销售区域 每年产销量浮梁茶饶 州、歙州、江州一带味不长于蜀茶关西、山东  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蕲 州、鄂州、至德茶鄂岳宣歙观察使的部分地区方斤厚片陈、蔡 以 北,幽、并以南其收藏、榷税倍于浮梁衡州茶  衡州 团饼而巨串萧湘至五岭更远及交趾岁取十万潭州茶、阳团茶、渠江薄片、江 陵 南木、施州方茶今长沙和川鄂湘黔接壤区味短韵卑唯本地及江陵、襄阳数十里食之建州大团  建 州状类紫笋,味极苦唯广陵(今扬州)、山阳(今淮安)人好尚之蒙顶茶 蒙顶山周围  品居第一  岁出千万斤歙 州、祁门、婺源方茶歙州、婺州  制置精好  梁、宋、幽、并诸州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从上表可以清楚看出,其时各地所产的茶叶,不但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貌,而且还分别形成了自己专门的主销区域或固定流向,这些,无疑都是茶叶贸易发达以后才会产生的现象。
    另外,从表中也能看出,如建茶、蜀茶等南人习饮的茶叶,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较之主销北方的茶叶,产量和色额要少得多。如主销关西、山东的浮梁茶,其数量“百倍于蜀茶”,销售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汝南)、幽(今北京大兴)、并(今山西太原)间的蕲州茶和至德茶,又“倍于浮梁”;至于主销梁(今陕西南郑)、宋(今河南商丘)、幽、并诸州的歙州、祁门、婺源方茶,则更是“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所有这些史实都一致说明,唐代后期的茶叶贸易,主要是赣北、皖南和鄂东的所谓“江淮茶区”对黄河流域的茶叶贸易。而白居易《琵琶行》所吟“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所提到的浮梁(景德镇)、江口(位今江西九江),当即是其时我国茶叶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和交通枢纽。
  关于浮梁、浔阳(今九江)在唐代南北茶叶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馀万贯。” ①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浮梁的茶叶,就包括今江西的婺源、德兴、景德镇,安徽的祁门等周围一大片地区的产茶。顺便指出,婺源、祁门这一带,在唐代均属浙西,其地在上元以前所出的茶叶还不多和不甚有名。如陆羽《茶经》在评第全国的茶叶中,对浙西的评述为 “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对赣东北和皖南的茶叶,只提到“歙州下”一句,其他婺源、浮梁、祁门等地的茶叶,连提都没有提到。所以,联系前面讲过的婺源建新城,祁门千里之内种茶无遗土的史实,我们同样也可看出,唐代浮梁这一主要茶叶生产和贸易中心,明显也是在上元以后至文宗大和、宣宗大中这不到一百年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唐代后期茶叶贸易的兴盛,我们还可从其时江贼猖獗的有关记载中得到一些证明。据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载,在茶叶贸易急剧发展起来以后,长江中也出没一批冒充茶商的强盗。多的有二三条船,上百人;少的,也有一条船二三十人。
  这些江贼,专门抢劫江中行船,有时也上岸劫掠城镇。他们有的和茶贩勾结,有的半盗半商,自己也从事贩运茶叶。杜牧指出,这些人把抢来的“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为什么把赃物弄到山里去换茶呢?因为“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警”的关系。他们进山前是强盗,“得茶之后,出为平人”,又变成了茶商。杜牧还具体提到了这些江贼的活动规律:“濠(今安徽凤阳)、亳、徐、泗、汴(今河南开封),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今河南许昌)、蔡、申(今河南信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 ①我们列举这点,当然不是为说明由茶叶贸易所带来的江贼社会问题;要讲的,着重还在于印证上说唐代茶叶贸易发展的有关情况和主要地域。   唐代茶叶贸易以后期和黄河流域为主,但不就限于中土。
  如封演所记:“始自中域,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②,还由中原进一步扩展到了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回鹘亦名回纥,原散居娑陵水(今色楞格河)、混昆水(鄂尔浑河)和独洛河(土拉河)流域一带,唐灭突厥后建国,怀仁可汗时,其领土东至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南到蒙古大沙漠;9世纪中叶,为黠戛斯部族所灭。唐时除回鹘外,与西部藏区,也建立了茶的贸易关系。如《唐国史补》所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 湖者。” ①赞普所点示的这些茶叶,也都是当时我国各地所推尚的几种主要名茶。
   类似的例子还有,但就是上述二例,也具体说明了我国茶马互市或边茶贸易起始于这时的事实。

      唐代(Tang Dynasty)茶政赋税和宫廷茶俗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 ①等地。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 ②;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
  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
  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 —— 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 ③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
  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 ①。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 “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 ②”。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③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
  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 ”;“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 “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 ④等悲愤凄凉之句。
  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⑤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 ①。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 ②;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 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 ①。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
  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 ②;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
  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 ③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
  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   ……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 ①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罶熚短锷裼裥徊?表》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 ②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
  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 ①这样七件东西。
    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 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 。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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