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茶经:民国间武夷山成为全国茶叶科研中心

 民国前期,武夷岩茶仍处于发展和走俏阶段。

 
民国三年(1914),销量仍达45万斤,后逐渐下降,到民国十三年才20万斤(1941年《崇安县新志》卷十九)。尔后由于受第一、第二世界大战和日本入侵的影响,战事频繁,政局不稳,销路不畅,严重影响了武夷茶的生产、营销。民国十九年销量只有35000斤,民国三十一年28900斤(林馥泉1942年《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民国三十七年仅13000斤(其中正山小种红茶才3000斤),茶厂近半倒闭或合并(1994年《武夷山市志·茶叶》283-289页),武夷茶处于谷底状态。
 
福安茶叶改良场迁至崇安县。
 
由于日寇入侵,战事扩至福建,海口被封锁,1938年,由张天福创办的原建于沿海的“福建省建设厅福安茶业改良场”,奉福建省政府之命,主要人员随带图书、仪器、档案等迁移到闽北崇安县的武夷山麓旗山赤石街尾,名为“福建省农业改进处崇安茶业改良场”。
 
1940年,由中国茶叶公司和福建省合资兴办“福建示范茶厂”,原崇安茶业改良场并入示范茶厂,示范茶场厂下设福安、福鼎分厂和武夷、星村、政和制茶所。由张天福任厂长、庄晚芳任副厂长、吴振铎等任茶师、林馥泉任武夷所主任、王学文任星村所主任、陈椽任政和所主任。从此武夷山成了福建的茶叶生产、研究基地。示范茶场开僻茶园4000多亩,进行茶树品种比较等实验外,建立品种园,进行扦插、茶子播种期、茶苗种植等实验;进行闽茶分级、武夷岩茶含氟量(与协和大学合作)分析;进行简便揉茶机实验,试制成功“九一八”揉茶机;兴办崇安县初级茶业职业学校,张天福兼任校长;组织桐木关农业生产合作社业务;同时还兴办了砖瓦厂、锯木厂、畜牧场等,以副(业)养茶(业),为当地茶叶生产作出了贡献(张天福《我的回忆》见黄贤庚《佳茗飘香》,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2003年12月,福建茶叶学会编印《张天福思想讨论会文集》10、22页)。1940年6月,福建省政府秘书长徐学瑀为示范茶场建场奠基题辞,文曰:“岩茶之源,仙植武夷;焙制精良,岩茶成规;以示今范,以奠杓基;磐石长久,亿万年斯”(碑现存于武夷山市茶场)。
 
特别是林馥泉所撰《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详见《茶著》卷),对武夷茶进行了全面调查记载,为后人提供了重要资料,至为珍贵,受到今人的高度评价。
 
中央茶叶研究所落脚武夷山
 
抗日战争期间,立志振兴中国茶业的吴觉农看到“茶叶购销停顿,茶农求售无门,茶园荒芜”的情况,非常痛心,为了推动茶叶研究和发展,经辗转各大茶叶产区调查和论证后,看到“武夷山上有十多个专制武夷岩茶的茶厂和企业的广阔茶场良好基础,当地的品种资源又十分丰富”的情况,认为是一个“十分理想和非常适宜的所址。”于1942年,选址于福建崇安县的武夷山麓赤石街兴建研究基地,名为“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福建示范茶厂并入研究所。吴觉农任所长,蒋芸生任副所长。我国著名的茶叶前辈叶元鼎、叶作舟、汤成、王泽农、朱刚夫、陈为桢、向耿酉、钱梁、刘河洲、庄任、许裕圻、陈舜年、俞庸器、尹在继等人都曾在研究所工作过。
 
研究所成立后,进行了茶树更新、茶苗树栽培实验、制茶方法改进、土壤和茶叶内含物化验、编印茶叶刊物、推广新技术等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全国茶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水楼台的武夷茶受益匪浅,不但提高了种植制作水平,而且还得以科学研究。王泽农的《武夷山土壤调查》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吴觉农选集》405-411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
 
民国间武夷山成了茶叶专家荟萃之地,据1986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载的“中国十大茶人”就有其七人在此工作过。他们是:吴觉农、蒋云生、王泽农、庄晚芳、陈椽、李联标、吴振铎、张天福。此外还有庄任、林馥全等一大批茶师也在此孜孜奉献过。
 
抗战胜利后,研究所于1946年7月,由“国民政府农村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茶叶实验场”接管,又聘张天福任场长。茶场继续从事茶叶生产、实验等工作。后来实验场后几经变更,现为武夷山市茶场。几十年来,其对武夷岩茶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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