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茶叶和鸦片导致中国19世纪的全面危机

18—19世纪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市场的全球化。在19世纪中国被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一时期英国是世界霸主，而英国统治和压榨东方的方式与这两种商品密切相关。英国人正是非常巧妙地控制了这两种商品的销售和生产，才从东方获取了巨大利润，并成功地成为东方霸主。在这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主要通过茶叶和鸦片等商品同世界发生经济关联，但最终的结果是成为列强的牺牲品，并导致中国19世纪的全面危机。

一、经济全球化与特殊商品

如同其他成瘾性消费品一样，茶叶和鸦片既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因素，19世纪中国社会经济与这两种特殊商品密切相关。更准确地说，这两种商品贸易的兴衰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世界厉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植物的传播史看，一般植物的传播大多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如美洲植物玉米、马铃薯、花生等即是在新大陆发现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其所导致的结果是补充了人们食物的不足，解决了很多地区的粮食饥荒问题，欧洲和亚洲的人口迅速增加与此有直接关系。然而，与一般植物传播史不同，含有精神刺激成分的植物及其加工技术的传播，却较少出于偶然。“例如酒类、烟草、含咖啡因植物，以及鸦片、古柯叶等瘾品的全球性流通，都是蓄意促成，也是以营利为出发点。这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也连带影响了环境”。

中英两国相隔万里，但在19世纪的百年间，两个国家的关系却是异常密切，联系的契机主要就是因为茶叶和鸦片这两种特殊商品。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建立同中国商业往来的通畅渠道，因为茶叶在英国已经成为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果茶叶供应不能保证，则可能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中国是唯一的茶叶供应国，因此英国对中国的依赖性很大。此时的英国日渐强盛，是全球化进程的引导和推进者。中国在19世纪被卷入全球化大潮之中，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英国，其诱导因素是中国的茶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国茶叶，如果英国人民没有养成饮茶的习惯，那么英国对中国可能就没有如此大的兴趣；我们还可以大胆设想，如果不是因为英国为得到中国的茶叶而想方设法敲开中国大门的话，中国社会还可能会继续在原来的轨道上行进，至于能行进多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历史的偶然性又得到了充分的显示。

鸦片流毒在中国的蔓延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历史的偶然性。如果英国有足够的商品卖到中国用以支付茶叶货款，如果英国的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没有碰壁，那么英国有可能就不会在印度大量生产鸦片，也就不会有如此大量的鸦片走私到中国，因此中国人民也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侵害。因为鸦片的历史几乎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长，但其产生巨大危害却是在19世纪，且发生在过去对鸦片相对比较陌生的中国。

偶然性往往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发挥重要作用。但从历史长河看，所有的偶然性又最终汇合为必然性。仍以鸦片为例，英国人一旦发现向中国兜售鸦片既能解决从中国购买茶叶、又能向印度倾销商品并从印度得到原料的秘诀后，他们就对这项贸易青睐有加并倾全力促之了。进一步说，英国在19世纪通过印度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是维护其在整个东方的利益的基础。对此，格林堡有较为深刻的论述，他说，鸦片贸易对英国的“全部经济意义不能用它所带给对华贸易商的利润来衡量，而是在于它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在中国的事务上的——領土上的和商业上的——关系”；“鸦片贸易作为一种散商贸易，是有更深一层意义的。它是外国商人团体在中国兴起的经济基础”。对英国人来说，鸦片贸易是一个魔方，只要他们能自如地转动这个魔方，就能控制整个东方贸易，进而控制东方。

茶叶与英国，鸦片与中国——两种嗜好品与两个国家的命运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看似偶然，其实必然。两种嗜好品在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正好见证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由于中国与英国在19世纪因为这两种商品而发生了特殊的关系，因此进行茶叶与鸦片的比较、中国和英国的比较，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茶叶对欧洲的巨大作用在英国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正是中国的茶叶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习惯。从18世纪开始，饮茶已经成为英国人的民族习俗，英国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茶。相关研究表明，茶叶在促进英国的“勤勉革命”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居功至伟，突出表现在改善了英国人的膳食结构。到18世纪后期，茶叶已经成为英国工人阶级新的饮食习惯中的主要食品之一；到19世纪后期，英国劳动者阶层一般要花费其食物总开支的10％在茶叶和糖的消费方面，相比之下，肉的支出为12％，啤酒的支出仅为2．5％，茶叶以及面包和奶酪构成日常饮食的核心部分。对收入非常有限的劳动阶层来说，“面包+茶叶”就成为他们非常理想的食谱。如果没有更便宜而且能够提供足够热量的日常消费品，在肉和啤酒价格飞涨的时代，很难预测能发生什么。18世纪的一位牧师写道:“感谢上帝赐我茶叶，若无茶叶，世界不知将若何!余生逢此有茶叶时代，深以为荣也。”当时英国产生了很多歌颂茶叶的作品，歌颂茶叶的巨大作用。

麦克法兰指出，“一杯甘甜温热的茶可以让人心情舒畅，重新恢复精力。在以人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时代，一杯美好的茶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的重要推动力，它的重要性犹如非人力机械时代的蒸汽机”。他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茶叶常规供应，英国企业将会倒闭”。此话可能不是夸张。饮茶不仅使英国成为世界茶叶贸易中心，茶叶的贩运还推动了英国造船业的发展，喝茶时加糖则又带动了殖民地制糖业的发展。因此，我们说英国的扩张与茶叶贸易有极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说，茶叶贸易促进了英帝国的扩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茶叶成为英国人日常必需消费品、英国人痴迷于茶叶的同时，中国人却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沉迷于鸦片，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后者，我将专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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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二、茶叶与鸦片:三角贸易的关键商品[/page]
 

英国一印度一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在近代国际贸易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在这个三角贸易中，英国居于主导地位，因为三角贸易的形成完全是英国人操纵的结果，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中国应该是居于中心的地位，因为其中的两种关键商品茶叶和鸦片皆与中国有关；在这个复杂的交易网中，英国是最大的得益者，中国是最大的牺牲品，印度则只不过是英国人手中利用的工具而已。

(一)茶叶贸易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

茶叶贸易对于英国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二是茶叶税收是英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内容前已略述，这里再作简单补充。

早在18世纪初，茶叶对于英国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此时在英国人的生活中，茶叶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消费品。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茶叶已经开始代替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保证国内茶叶供应是英国政府同中国贸易的首要目的，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茶叶供应，即会引起茶叶价格上涨，茶叶走私难以控制，甚至引起社会恐慌。其实，早在1787年，英国政府在给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臣卡恩卡特中校的训令中就说:“最近政府从其它欧洲各国手中夺回茶叶贸易的措施，已经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这种商品合法输入大不列颠的增加额，虽然没有三倍，最低限度有两倍；其次要注意到我们在印度领地的繁荣，要改进该地的产品和制品在中华帝国的销路，同时，要使出售这种产品的贷款足以供应现在每年达1300000镑以上的欧洲回程投资所需。”可见保证茶叶供应是英国维护东方贸易的根本考虑。

在18世纪，中国作为英国制造品的一个市场来说，是几乎不存在的。相比之下，英国在印度的市场则比在中国的市场大20倍。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额激增，到19世纪初，中国作为英国的销售市场已经同印度差不多。此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如毛织品等运往东方，但奇怪的是，公司不仅未从出口英国工业品的生意中获利，反而经常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公司真正的利润几乎全是从垄断进口贸易中得来的。从中国进口茶叶是公司获利的法宝，甚至是公司维持东方贸易的基础。到后来，东印度公司越来越把交易限制在茶叶这一能够获得最高利润的商品上，“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世纪以来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之下和中国通商的记录”。正是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之下，英国才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取利润，这也是东印度公司得以存在的理由。“1793年到1834年的整个时期中的出口贸易，根据董事们的说法是赔了很多钱……如果不是从中国的物产中取得利润，那么对中国的贸易就不能继续下去，而且东印度公司的整个情况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即使它幸免了那些拥护垄断权的人所预言的那种崩溃的话”。东印度公司从进口中国的茶叶中获得利润之高，甚至使得那些坚决主张自由贸易、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的人也哑口无言。在东印度公司持有特许状的最后几年，公司只从中国购买茶叶，对其他商品不屑一顾，把其他商品全部让给私商去经营。其获利方式是低价从中国购买茶叶，高价在英国国内出售或转口，贸易数额增长。从18世纪后期到垄断贸易结束，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可获30％以上的纯利润，更重要的是公司90％以上的利润来自茶叶贸易，有的年份甚至是100％。

茶叶贸易不仅关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生存，而且茶税还是英国相当一个时期中财政收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早在18世纪，“英国人渐渐离不开温和刺激的饮品，与此同时，英国经济也开始依赖茶叶，因为财政部门对茶叶征收的税率高达100％”【11】四此指1784年“抵代税条例”之前。即使在税率降低之后，因为进口量巨大，茶税仍是英国政府的重要财政支柱。实际上，此后英国为了进行与拿破仑的战争，茶税征收额依然居高不下，有时仍高达100％。英国政府从茶叶进口税中得到的利益比中国从茶叶出口中得到的利润高得多。【12】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330万镑，相当于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10和几乎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13】在东印度公司结束后的多年，英国政府每年从国内茶叶消费中获得的税收仍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见表1)。

(二)鸦片是英国东亚贸易的关键商品

英国在19世纪前期输华的主要商品增长不快，有时还呈倒退之趋势，而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数量却在飞速增长。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根本没有消费英国工业品的能力，英国生产的美观、昂贵但并不耐使用的工业品，如毛绒织品、羽毛、呢绒、印染棉布、白布、棉纱等在中国没有销路，就是很好的证明；二是英国商人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许多工业品不受中国人欢迎，即使在通商口岸开辟以后，这种状况也没有明显的改善，当时很多英国商人的狂热和盲目使之遭受重大损失。

英国在东方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印度和中国，相比之下，输印商品总值增长较快，输华商品总值则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图1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工业品始终在中国找不到销路，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那么顽固地坚持对华鸦片贸易，因为只有用鸦片才能解决英国对华贸易逆差的问题。“在中国的鸦片销售，仍是特选委员会主要赖以获取他们回程茶叶投资的资金供应”。这是19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的情形。直到1854—1858年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每年仍高达7192759镑，而印度输华鸦片贸易每年为6365319镑，仅鸦片一项就可弥补逆差总额的89％。另外，鸦片贸易投资少、利润高，英国政府和商人双双获利，也鼓励了鸦片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如19世纪50年代，政府花在每箱鸦片上的费用为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的拍卖价是每箱1210—1600卢比，高出其购买成本的4．8—6．4倍。在西印度和中印度地区，英印政权征收通行税更是没有成本的纯收益，而且输出越多，收益越高。鸦片商人也从对华鸦片贸易中获得暴利，一般来说，鸦片在中国的销售相当于在印度离岸价格的5倍左右，扣除成本，获利仍是非常可观的。正是因为鸦片走私有暴利可图，才吸引了众多鸦片贩子从事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对英国人来说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鸦片解决了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和回程茶叶所需资金的问题。对此，格林堡有精彩的论述，他说，鸦片的“全部经济意义不能用它所带给对华贸易商的利润来衡量，而是在于它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在中国的事务上的——领土上的和商业上的——关系”；“鸦片贸易作为一种散商贸易，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的。它是外国商人团体在中国兴起的经济基础”。【16】的确如此，19世纪在华经营的大公司几乎无一不同鸦片贸易有关，或就以经营鸦片贸易为主，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
 

(三)茶叶和鸦片在三角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如上文所指出，在英国一印度一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中，英国居于主导地位，三角贸易之所以存在，完全是英国人操纵的结果；中国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如果没有中国提供茶叶和接受鸦片，三角贸易就没有任何价值；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完全是为英国利益服务的，在三角贸易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是英国人从中国取得茶叶的必经环节。三角贸易充分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众所周知，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在印度输往中国的货物中，棉花退居次要位置，鸦片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鸦片，其他输华商品又不能增加的话，那么从中国运往印度的白银将大大减少，以1818年为例，则“将会从6000000元减为1000000元”。英国人庆幸的是，鸦片每年都有很大的涨幅，而且在中国有很好的销路，这保证了英国有足够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而中国由茶叶所得外汇又全部流进了印度以购买鸦片。另外，原来英国利用向中国输人大量印度棉花来弥补购买中国茶叶资金的不足，鸦片产量提高后则不需要了，正好这一时期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进口棉花，印度棉花于是大量运至英国。很显然，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在三角贸易中最终的收益者都是英国。只是到19世纪后期，因为中国自种鸦片产量提高，才严重影响了印度鸦片向中国的出口，并进而影响了外汇价格，这种情况也“充分说明了全世界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鸦片贸易在调节汇价的突然波动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当然，主角和配角仍是区分鲜明的。

为了使英国一印度一中国之间的贸易能够顺利进行，东印度公司创设了一整套资金汇划方式:如汇票、运费豁免、钱财过户、预付款、收据等，“通过这些复杂的资金汇划方式，个人贸易与港脚贸易在广州的出超余额变成了东印度公司用来购买中国商品的资本，东印度公司用这些资本购得茶叶后运回英国卖出，再支付各种汇票。对于港脚商人而言，他们则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将自己在亚洲的财产安全顺利地转运回本国的目的。个人贸易、港脚贸易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就这样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纳入了英国一中国一印度三角贸易的体系中”。总之，三角贸易最根本的一点是，无论买或卖，基本都要求在伦敦结账，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所有的财富都必须在伦敦才能实现。

英国一印度一中国三角贸易最清晰简洁的路线图是:英国将印度的鸦片出口到中国，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到本国，英国棉纺织品出口到印度。这个路线图的要点是，每个环节都由英国人控制，财富自然也都流往英国。

三角贸易中最核心的商品既不是白银，也不是茶叶和棉织品，而是鸦片，只有鸦片才是“造成19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贸易’全局变动”的商品，印度鸦片比中国的茶叶、美国的原棉和英国的棉纺织品具有更大的战略重要性。这其中的主角是英国人，英国通过三角贸易统治印度，控制中国，既从中得到了财富，又得到了茶叶，还得到了本国棉纺织业发展最需要的原棉。有学者总结道，英国一中国一印度三角贸易的基本特征是:“印度鸦片输给中国，中国茶叶输给英国，英国统治印度!”只有这样，才是“这个三角贸易的平衡状态”。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经过中国才能实现。

[page]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page]

[page]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市场

经济全球化是19世纪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在对工业革命的研究中，学者普遍对工业技术的各项重大突破比较重视，而对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就工业革命的策源地英国而言，对外贸易，或者说前景无限广阔的海外市场，是英国国内工业发展的最大动力，因此“建立世界市场是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部分。在用机器生产的大规模工业的发展中，出口商人和制造业者是同样的角色，但工业革命的历史家却专心研究工艺技术和组织的内部变革，有把这一事实弄得隐而不彰的趋势”。【22】格林堡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批评并不过分，因为至今许多历史学家仍只将技术突破和新能源的发现利用看作工业革命的动力。实际上，市场的扩张对于工业革命的作用丝毫不亚于技术的突破和新能源的发现，因为如果没有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对工业品的吸收，新的机器就无法继续运转。在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世界贸易对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愈到后来，先发工业化国家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就愈强(见图2)。

印度和中国被纳入早期全球化，是西方先发国家市场扩张的一个重要过程。除了列强的武力征服外，商业贸易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早期全球化主要角色的英国之所以将触角伸至东方，主要目的就是寻求市场。

英国既是工业革命的始作俑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早在19世纪前半期，英国就率先放弃了传统的经济政策，转而奉行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贸易政策，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当然是以其强劲的经济增长实力为基础的，在那个时代英国不存在竞争对手，这种强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期。而且，“在19世纪的英国政坛上，大部分政治家都认为

贸易是国家的命脉，自由贸易对英国商人和消费者都有好处”，因此“工业发展一直没有成为英国最受宠的事业”。里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贸易和市场是国家的命脉，其重要性可能超过生产和新机器的发明；第二，英国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是其称霸全球的基本手段之一，也是造成早期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以东印度公司为例，1833年前，东印度公司独占东方贸易，包括对中国的茶叶和鸦片贸易；公司解散之后，对中国的茶叶和鸦片贸易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尤其是同中国的鸦片贸易更是增加迅猛。这向英国人显示了自由贸易的正当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使英国人坚定不移地认为拓展海外市场是制胜法宝，更成为英国人向拒绝自由贸易国家宣战的理由。

客观分析，自l9世纪起市场才成为配置资源的占支配地位的制度。这一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从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看，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在英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矿产资源与毛纺织业的关系。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国内市场已经显得太狭小，远远不能适应商品增长的需要了，开辟海外市场势在必然。地广人众的中国曾经使英国工业家和商人欣喜若狂，他们幻想如果英国商品能卖到中国，英国的每个工厂都得加足马力生产。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来华，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说服中国皇帝，使中国的市场能够对英国开放。经过多次碰壁后，他们最后终于理解，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历史文化习惯、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通过现代的(即西方的)外交方式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于是英国人根据自己制定的所谓自由贸易规则，向中国诉诸武力。客观事实也正是，英国的海外市场主要是依靠武力征服的，英国的工业革命模式即市场加武力。在东方，先是印度，后是中国，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市场扩张对象。
 

(二)中国在19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

16世纪以后中西贸易开始逐渐增多。但众所周知的是，因为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实行保守的对外贸易政策，因此除部分沿海地区外，广大的内陆地区鲜受影响。在中国人看来，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做生意，只不过是传统的华夏与夷狄交易的继续，只不过是多了几个“红毛夷”而已。事实上，中国人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还分不清荷兰与英国、西班牙与葡萄牙。其实不仅中国，在各个大洲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也最晚，因为亚洲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注意到正出现在沿海地区的、固执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说亚洲受到影响最晚是实，但说影响最小却不实，比如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占领。以及英国对中国的鸦片倾销和战争，就几乎改变了亚洲的历史。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于18世纪，但真正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是从19世纪开始。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亦开始于19世纪。沃勒斯坦所说“现代世界体系”与本文中所谓“全球化”有密切联系，他的理论阐述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他说:“现代世界体系是一历史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他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我认为，直到19世纪中国才被纳入了这一世界体系。”将“现代世界体系”看作是一个“历史体系”，充分显示了沃勒斯坦独特和敏锐的眼光。因为无论是“现代世界体系”还是“全球化”，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又极大影响了历史的发展。他指出中国至19世纪才被纳入全球体系，更是非常独到的看法。

那么，中国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第一个角色是试图阻止西方势力向中国内地的渗透，以捍卫中华文化传统。从西方人到东方探险以及来华寻求贸易，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拒斥，尤其是不赞成西方商人和中国商人的直接交易。十三行作为清朝官方制定的对外贸易机构，目的是把洋人限制在广州一隅，避免洋人对内地产生影响，同时也是为了限制中国商人为趋利而过多同外国商人接触。清朝当政者逐渐意识到他们遇到的新对手已经同原来的“蛮夷”大不相同了，可他们并没有想出新的对策。第二个角色是被逼充当配角。文化优越论和大国心态，使中西交流之初的中国人不可能有平等外交的心理和思想准备。可双方较量的实际结果却是，中国不仅在武力对抗中不堪一击，而且在商战中也是一败涂地，最后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签订屈辱性条约。从原来历史的主角变为任人宰割的配角——中国人在19世纪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中国19世纪危机源自于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动，而中国人对如此巨大的变动几乎毫无所知。沃勒斯坦认为，大约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以西欧为中心的欧洲经济体产生了，这个经济体与历史上的帝国迥异，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其“范围(很难说是边界)囊括了帝国、城邦和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世界’体系，并非由于它囊括了整个世界，而是由于它大于任何从法律上定义的政治单位”；而相比之下，“帝国却是一个政治单位”。在这里，沃勒斯坦将新兴的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称之为“世界经济体”，强调其相互间的经济联系；而将传统的有影响的大国称为“帝国”，强调其政治上的重要性，是极有说服力的。这个理论可以充分帮助我们理解19世纪中国与西方冲突的本质:中国不仅仅是同某个西方国家或某几个西方国家的冲突，而是一个传统帝国同一个新兴的世界共同体的冲突；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经济利益相关，才使他们在对付中国的时候步调一致。经常两国或多国联合对中国宣战或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看，18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受中国影响较大，在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等领域，西方曾对中国“完全入迷”；而反过来，“除诸如天文学之类的某些专门的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从18世纪后期开始。欧洲人对中国的敬佩感开始消失，并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转移到对中国资源和市场的兴趣上来。在19世纪，西方国家以其强大的武力和股份公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影响和统治全球。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国从历来都是影响其他国家的角色彻底变为被别人影响的角色，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更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弗兰克曾说，在18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只不过是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在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在这里，弗兰克的话只说对了一半，这个比喻也不一定恰当。因为在18世纪以前，亚洲只是孤立地发展，其对西方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都是间接的影响，东西方并没有在一趟列车上行进，而是在各自的列车上行进。到18世纪后期，尤其到19世纪，西方的发展却影响了全球，以英国为火车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将全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为之提供原料，或为之提供市场，或为之提供劳动力。西方的列车在高速前进，东方却并未搭上西方这趟高速行进的列车，只是为之提供燃料和服务而已。

[page]西方经济的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page]

关于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学术界多注意于政治、主权、赔款等方面，于经济方面注意较少。其实，西方经济的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甚巨，只是因为中国经济体过于庞大，以及中国对西方的企图存有戒心，因此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和渗透有一个过程。比如，英国的银行业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时间就比较晚。英国的海外银行业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为伦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国际银行联系网，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渗入中国。这种状况在此后20年都没有完全改变。然而，自从产业革命以来，欧洲经济的变革和巨大的市场推动力不断叩敲着自给自足的中国紧闭着的大门，对于西方的影响中国不可能长期加以抵拒。而这种影响一旦产生，全球性关联就势在必然。1853年后，多家大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当然，在中国从事汇兑业务的大多是英印银行，因为中国和印度间的贸易额巨大，这使银行无法弥补印度对伦敦直接开出的汇票。因此其具体做法便是:“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将对英国本行开发的汇票售卖给中国的鸦片进口商，用这笔收入购买英镑汇票，然后将汇票寄往伦敦，用以弥补印度本行的英镑提款。”银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中枢，对于中国传统市场和商业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愈到后来这种影响就愈深刻。

可无论清政府怎样设法自闭，在19世纪中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日渐加深，诸如苏伊士运河通航、中西海底电缆接通等，皆引起全世界经济变动，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盖自运河通航后，从前驶华之各国帆船。即在淘汰之例，而旅华洋商，势难再用从容不迫之方法处理业务。至中西之直接通电，益使洋人治事有因时制宜之必要。总之，中国至《天津各约》订立后，渐与全球之经济组织发生连带关系，故南北美之争，伦敦金融之恐慌，及普法之战，虽其产生之地域均离华甚遥，然中国对外贸易，则已受影响，是则中国已不克遗世独立闭关自守，而与世界各国发生国际贸易之关系，本期已肇其端矣。

以茶叶为例，自1863年起，美国内战而导致中国出口美国茶叶锐减，此对中国绿茶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因为中国所产绿茶的近三分之二出口美国(红茶出口英国，砖茶出口俄国)，并占到全国出口茶叶的近六分之一。不过，因为本时期欧洲进口中国茶叶数量增长，因此对中国整个茶业并未形成重大威胁。但是，这个时期的许多重要技术突破对世界贸易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时间占中国第一位出口商品的茶叶当然首当其冲。如上文所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伦敦上海间海底电缆的完成，预示着中英茶叶贸易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中国茶叶的生产和经营亦须随之发生变化，可中国人并未意识到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此前，世界茶叶价格向以中国为风向标，基本决定于上海、福州、汉口等埠茶叶的供求状况，外商一半要通过茶栈以及中国商人才能了解到详细情况；加之路途遥远，运输没有保障，因此伦敦须经常有大量的存货。新的通讯技术产生后，伦敦可以随时了解中国的茶叶行情，并派人直接来华采办。运河通航后，路程大大缩短，伦敦没有必要再大量囤积茶叶，完全可以根据国内需求数量来决定存货多少。总之，“从前产销双方，远隔重洋，不通声气，全赖一般侨商，居间贩卖，彼等操其计赢，往往数年之间，立成巨富，荣膺大王之号，至是营业方法，已由间接变为直接，谓之茶叶革命，亦无不可也”。确切地说应当称为茶叶贸易的革命。

在全球性的经济关联中，中国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反应迟缓，因此亦就谈不上什么有效应对。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物产基本满足了生存需求，中国人也没有感到有向外国学习的需要。当时在华外国人就感叹，“我们想代替马来人或印度人的各种家庭手工业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我们实际上已经几乎做到了，但是要想代替中国人坚定的家庭劳动则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经济制度既惊叹又反对，“中国南部省份的产品和北部省份的产品互相契合——各省的劳动互相依存，使得外国人和他的新奇产品无法进入。这是一个无法侵入的完美的经济制度，其他国家是无法企及的”。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在传统农业知识和实践方面已经很先进，中国不但有了西方的大部分农作物，而且谷物在生产上超过了西方，早在18世纪，中国“已很难取收西方的技术了”。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在有着几千年文明熏陶的国度里，接受新事物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