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茶源流连载(3)(4)宋代武夷茶斗茶兴盛,元代正式成为贡品

 宋代的武夷山已为朝廷重视,数度派员到此投放金龙玉简,委任官员提举(主管)冲佑观。因而到此游历、隐居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与日增多,特别是朝廷南渡后,游人更是纷至沓来。游山品茗、斗茶分茶已成雅事,其间有陶谷、范仲淹、苏轼、刘子翚、袁枢、丘崇、陈梦庚、朱熹、韩元吉、白玉蟾、欧阳修、曾巩、黄庭坚、熊禾、章甫等人争相咏之。

 
    武夷茶已成为建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代表。崇安县所辖武夷山,建县前后均隶属于唐武德四年(621年)所置的建州,及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改置的建宁府管辖,自然而然所产之茶统称“建茶”。因此“建茶”包括建州属地、建溪两岸所产之茶,北苑茶武夷茶则是其代表。因为在唐代时武夷茶就有“晚甘侯”茶名和徐夤《尚书惠蜡面茶》诗证之(详见前文)。而建安茶及稍后的北苑茶都大体出自此间。“常衮来福建任观察使,改革了制茶工艺”,“龙启三年(933年),张延晖把建瓯凤山这片茶园送给官家所有……便把凤山称为北苑。”其后南唐李后主(961-975年在位)派官员专程到建安设立供皇帝享用的龙焙,并指导和监制建茶进御,保证龙焙茶的质量,于是建安有了龙焙的专焙。”(郑立盛《北苑茶史》,见《农业考古》1991年第二期)。这些都后于武夷有茶记载的时间,尔后的丁谓(966-1037)、蔡襄(1012-1067年)任福建转运使时,监制龙团上贡,其中包括武夷之茶。与他们稍后的北宋文学家苏轼(1037-1101年)的诗作《荔支叹》中云:“君不见武夷溪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苏东坡全集》续集十二)。为此清董天工诗《御茶园旧贡茶有感》也有诗句:“武夷粟粒芽,采摘献天家。……贡自高兴始,端明千古污”抨之。端阳即蔡襄之号。说明丁、蔡上贡之饼茶中包含武夷之茶。几乎与丁谓同代人的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开篇则云:“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详见本书《诗词》卷。也说明当时建茶包括“武夷仙人从古栽”的武夷茶。
 
斗茶”已在武夷山成为纳贡选品和游艺项目。在众多的文人咏之者中,典型的当数《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文见《茶诗》卷)。此诗全面、生动地记述了武夷山当时“斗茶”的生动和激越人心的情景。此首300字的诗歌,写了武夷茶的长地、气候、传说、采摘、制做、烹煮、茶香、茶味、操技、观赏、斗茶时获胜败者的心境和茶之身价、茶叶功效等等。当是武夷茶文化,乃至中国茶文化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宋时茶事有着重要价值。
 
武夷茶与儒、道家产生了密切联系,成为他们格物、修持的调理饮品。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收徒讲学、著书立说时,以茶醒心,以茶解困,以茶交友,对武夷茶情有独钟,写下《茶坂》、《茶灶》、《春谷》等茶诗。他还别出心裁地在五曲溪石上凿灶煮茶,邀友品茗赏景,畅谈咏诗,其《茶灶》诗就是当时情景的写照。诗云:“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枭细香。”朱夫子与友人溪礁之上清饮,当然其乐无穷。古今游人仿佛还可领略到当年饮者作诗咏叹或赋文抒感的惬意情景。据说朱熹曾手植名茶一株,其品味极佳。后因寺僧不堪官员索要,而以沸汤泼之至死。
 
在武夷山中长期修炼的道教南宗五祖之—白玉蟾(1131-?),字白叟,号琼琯。祖籍福建闽清,生于琼州(今海南),父故母改嫁,随继父姓白。白玉蟾从少聪慧,七岁能诗,但屡试未第,于是看破红尘,入罗浮山修道,遍游名山大川,后居武夷山止止庵。在武夷山修持13年之久,至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奉召入京说法,深得皇帝称许。一日不知所往。后诏封为紫青真人。
 
白玉蟾才思敏捷,知识渊博,著述甚丰,有专著《道德宝章》一卷、《琼琯白先生玉隆集》六卷、《琼琯白玉蟾武夷集》八卷等。清董天工《武夷山志》中辑录了其有关武夷诗文20多篇,其中不少是写到武夷茶。其的《武夷茶》诗云:“仙掌峰前仙子家,客来活火煮新茶。主人遥指青烟里,瀑布悬崖剪雪花。”(明喻政《茶集·诗类》1612年编)足见这位潜心修持的道人对武夷山水和佳茗的深情。
 
宋时武夷茶已经外传。四川省万源县石窝乡古社坪村的碑刻中,记载了武夷茶于宋元符二年(1099),由该村王维、王敏父子移植种植,长势郁茂(方留章《重返巴蜀》,见黄贤庚《佳茗飘香》)。由此也可说明武夷菜茶茶种系原生于武夷山,非外地传入。
 
宋代武夷山主要是制作龙团凤饼茶,很是精致。
 
宋代武夷山不但茶叶生产采制品饮非常兴盛,而且茶艺也纷呈展现(详见《茶艺》卷)。

源流连载(4)元代正式成为贡品

武夷茶在汉、唐的悄然入宫,使之名声日显,宋时已作为建州的重要组成部分充贡,并逐渐崛起和独立于茶坛。元代蒙古人入关建都立朝,是时朝廷与地方政府设立的赋税繁重,官员巧立名目,搜集民间名产奇珍,当得到武夷茶后,自然将之列为纳贡之品。其始作俑者便是高兴。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高兴任浙江行省福建路招讨使行右副都元帅,立帅府于建宁(今建瓯市),发现府辖境内的武夷山茶叶佳美,遂到武夷山监制“石乳”(茶名)数斤,于当年秋觐朝时献给元皇帝世祖孛而只斤忽必烈,备受赏识。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始由崇安县承办贡茶。至元二十年,政和县黄华起事抗元,围攻建宁府,时任浙西宣抚使的高兴受命入闽平乱,平定事态后又入武夷山,亲自监制贡茶。大德元年(1297年),高兴复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官位次于宰相),又派员进武夷山监制贡茶。由于高兴数度入武夷山制贡茶,使皇上和朝官得以美好享受,因而得到朝廷赏识。大德五年(1301年)时住福建行省邵武路总管的高兴之子高久住奉命到邻近的武夷山监制贡茶,翌年,指派崇安县邑人孙瑀在武夷山九曲溪四曲南畔(今武夷山茶叶研究所周围)兴建皇家御茶园,专门制作贡茶。
 
御茶园布局恢宏。前有仁凤门,后有拜发殿(又名第一春殿)、清神堂、思敬亭、宴嘉亭、宜淑亭、浮光亭、碧云桥……所有的殿、堂、亭取名大都与茶有关。随着贡茶数量增多,泰定五年(1326年),崇安县令又在园的左右各建有制茶厂,悬挂“茶场”大匾。御茶园制茶之水则取自山泉,引泉入井,位于后门的“通仙”,井上覆以龙亭。通仙井现存,位于茶科所东侧茶园中。
 
时园中住有场工250户,采制贡茶360斤,制龙凤茶5000饼入贡,后又逐增,到至正末年(1368年)增至960斤。此举虽然至使茶工贫困,造成明代“茶久荒”的局面(释超全《武夷茶歌》),严重影响了武夷茶的生产,但客观上也提高了武夷茶的知名度。
 
元代武夷山主要是制作饼茶,也制做晒青、蒸青绿茶。
 
元代具有厚重民俗色彩的《喊山》仪式也就出现于武夷山御茶园。喊山仪式来源于民间的祭祀风俗,元至顺三年(1332)年,福建道建宁府总管与崇安县令张端本审定,于茶园东边筑“喊山台”,以便祭祀之用。每年惊蛰日,崇安县令率领御茶园官员场工往“喊山台”行祭,供置三牲,点香焚纸燃炮。主祭官宣读祭文:“惟神,默运化机,地钟和气,物产灵芽,先春特异,石乳流香,龙团佳味,贡于天子,万年无替!资尔神功,用伸常祭。”(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之九下)读毕,顶礼膜拜,击鼓鸣金,率众人高呼“茶发芽!茶发芽!……”。据说经此膜拜呼喊,通仙井井水会慢慢升高,时人以为神之所为,传得极为玄乎。“喊山”是武夷山,乃直中国茶史上的一大民俗活动。
 
关于武夷山御茶园,历代文人官宦赵孟熧、暗都剌、张涣、赵若、邱云霄、陈君从、陈省、徐、周亮工、倪应运、董天工、朱彝尊、查慎行、释超全、阙名、衷干、赵朴初等均有诗文记咏之。武夷山正式兴建御茶园制茶充贡时达255年,至明嘉靖三十六(1557年)才废止。
 
现今元代御茶园遗址上建有“武夷山市茶叶研究所”,有茶工居住,生产制作岩茶;另建有“御茶园”茶楼,供游人品茶、欣赏茶艺歌舞。
 
在武夷山四曲北岸的题诗岩上保留有当时镌刻3幅摩崖石刻,镌记着当时县尹建园和县达鲁花赤(县最高长官,由蒙古人担任)监制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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