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的武夷山和全国一样,得益朝廷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豪强,缓和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武夷茶生产制作由于受到贡茶要求精细、数量日增的严重阻碍和影响,到明朝中叶出现了“景泰年间(1450-1455)茶久荒”的局面(清释超全《武夷茶歌》见茶诗卷)。但是随着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罢龙团凤饼,改制散茶”诏令的逐步实施,武夷茶逐由蒸青团饼茶改为散茶制法,后改进为炒青绿茶。 明诗人谢肇淛(1567-1624)的《五杂俎》曰:“茶揉而焙之,则自本朝始也”。从而提高了茶叶产量和质量。明许次纾(1549-1606)在其《茶疏》(成于1597年)中说:“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贡茶两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茶也非最上,惟有武夷雨前最胜”。“炒青绿茶的发展,可说是制茶工业领域里的大革命。”(陈椽《茶业通史》471页。农业出版社,1984年5月)。
源流连载(6)-1清代初年乌龙茶制作工艺形成
五 闽南人参与了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创研
明亡清人入关建立清王朝,福建闽南的一些仕宦及文人学士,不愿向清朝廷称臣,有的便遁入武夷山为僧。武夷山向为羽流栖息之所,明清时山中佛教盛行,享有“华胄八小名山”之誉,不少名僧相继慕名而来。清初有闽南同安的释超全,漳浦的僧衍操、释超位、铁华上人,龙溪的僧如疾、释超煌、道桓、明智,晋江的兴觉、真炽,泉州的净清,漳州的性坦等(民国《崇安县新志》卷十七)。这些有文化之士,大都成为寺中掌门之人。
“茶和寺院佛教有着深远的关系”,在武夷山尤为明显。因为山中几无农田,只有茶山,僧人便以茶为寺庙之产,靠茶为生;念经参禅,以茶解困;消闲待客,赏茶雅兴。山中所产之茶经他们反复实践,创制出半发酵之乌龙茶。此种佳品慢慢地传入闽南,得到有闲之士的青睐,便有商者经营之。时山中有茶厂95家(至上世纪末尚有20多个村落,因申报世界遗产,于1999年全部拆迁,只留下寥寥一二处),山下的赤石街有茶行50多家。
闽南人入武夷山制茶的另一途径是,由于历史上凡到山西、蒙古、俄罗斯的武夷茶都要北上经分水关往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当时系江南河运大码头),装船水运至鄱阳湖过长江往北;另则由于清政府几番实行海禁,并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指定出海之茶均由广州港出口,所以武夷茶又运至江西铅山河口码头、经信江,折转赣江往广州。当茶商们在河口镇雇请帮工时,发现此处有不少会讲闽南话的农民,便优先雇请这些语言相通的老乡,不少人便由此逐步来到武夷山茶厂做工,有的还举家迁徙至此,如今山中大多茶农均系闽南后裔。而这些居住在江西铅山、上饶、广丰、玉山一带的闽南人是在清初福建实行海禁而迁往该地的(林梓瑞、刘祖陛《福建简史》186页和1990年江西《铅山县志》、1986年上饶地名办公室编印《江西地名丛书·上饶县地名志》、江西省上饶县茶亭乡上裴村《黄氏宗谱》等)。
六 武夷岩茶的迅速传播
武夷岩茶即半发酵的乌龙茶工艺形成后,所制出的茶叶兼有清香、甘醇,因而得到世人的认同和好评。清才子袁枚、江苏总督梁章钜都品而赞之。与此同时,在漳泉、潮汕更是兴盛品饮之风。特别是“一日不可无茶”的乾隆皇帝弘历在其《冬夜烹茶》诗中写到“就中武夷品最佳,气味清和兼骨骾”(《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三十卷)之句。这位善品茗的皇帝品出了武夷岩茶的“岩骨”,并赋于诗,令人敬佩。清《龙溪县志》载:当时告老还乡的太子太保蔡新把“食武夷、看金鱼”作为高雅享受,一些文人雅士“近则远购武夷。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有的还“薪必以橄榄之核”,几乎到了玄乎其玄之地步。这样的侈奢之风致使有的瘾君子倾家荡产。此等风尚很快传到广州、潮汕、香港及东南亚各国。据“台湾太史公”连横载,与大陆一水之隔的台湾同胞,对武夷岩茶极为推崇,不但于清嘉庆年间就由柯朝带去武夷茶种栽种而传播 (清连横《台湾历史·农业志》卷二十七)繁衍,并制作成乌龙之品;而且还极为赏识武夷正品,文曰:“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三州人,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以待客”(连横《雅堂笔记·茗谈》)。武夷岩茶的销售主要在闽南、广东,随后则销往东南各国,饮者多为华侨,故其又有“侨销茶”之雅名。同时也有销往欧美。
七 功夫茶发端于武夷山
功夫茶指的是乌龙茶冲泡品饮之技法。此法随同乌龙茶形成而发端于武夷山。武夷岩茶(属乌龙茶)出现之后,其佳品为数极少。《随见录》云:“武夷茶……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清陆廷灿《续茶经·茶之出》)这说明当时武夷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此“工夫茶”为茶品。同时看出当时武夷岩茶总量也不多,所以品饮时极为珍重,只用小壶小杯,而且讲究冲泡品饮技巧。清代钱塘才子袁枚(1716-1798) 写到:“丙午秋(1786年),余游武夷,僧道争以献茶。杯小如胡挑,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体贴之……”(袁枚《随园食单》)。这当是最早的功夫品法。此法很快传至富庶的漳泉,并延至潮汕等地,有闲之士则增繁添序,演绎出了“潮汕功夫茶”。汕头茶人郭马风说:清人俞蛟(1751-?),于清康熙五十八年至嘉庆五年(1793-1800年)在潮州兴宁县任典史,其《潮嘉风月记·工夫茶》成于任1801年间(《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314页)。由此可见俞蛟成书时间比袁枚游武夷山至少迟了15年,且俞蛟书中说,潮汕泡茶时“投闽茶于壶内冲之”、“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极佳者每斤需白金强二枚。”其当地人士郭马风之文及陈镜雄、徐少娜所编《潮汕工夫茶说》都如是说。因此说明武夷山功夫茶是后来漳泉、潮汕等地功夫茶之刍形。
清时武夷茶就形成集地,其先在本邑下梅街、星村街,道咸间(1821-1860)下梅茶市移至赤石街。由于武夷岩茶制作工艺的完善,深得饮者青睐。自乾隆初始,武夷茶由山西客商贩运至蒙古和俄罗斯,大得其利;同时岩茶遍销闽粤台和东南亚,销路宽广,价高利厚,从而促进了武夷茶的发展。据1942年《崇安县新志》卷十九载:清时茶厂近百家,产量逐增,1875-1908年约40万斤,且价格攀升,创历史最佳水平。
武夷山还是红茶的发源地,著称于世的“正山小种”红茶就发源于武夷山的桐木关。
由于桐木关茶叶产于华东(大陆)屋脊――黄岗山之麓。这里群峰连绵,山高树密,气候较为寒冷地,雨多雾浓、湿度大。所以这里的茶叶抽芽较迟,特别是春茶,采制季节多雨少阳,无法利用日光晒青(萎凋),大多靠室内烘青。此处烘青又多用松柴,炒揉后又是架于焙间上用松柴烘烤,所以产生浓烈松烟味。当地人不喜此茶,将它卖给外国人,欧洲人却爱此浓烈味,所以成了外贸产品。其实当时之桐木茶,主要做法仍系岩茶(即乌龙茶)工艺,只是在烘青叶烤干茶时,采用松柴,而不是而笼炭焙。所以名称还是取当时岩茶之品名――小种。至于什么时候改为红茶制作工艺晒(烘青――揉捻――渥红――过红锅――烘烤等)未见记载,不得而知。
经查阅,明末至民国初年的有关史志及资料中的在此任职的县令及到此游历、隐居、侨寓、卜筑的文人的茶文、茶著中均未见到有关桐木茶及其制作工艺的记载。因此茶界专家对其形成的时间,得出现不同的推论:一是明代中后期;二是明代末期;三是清中期的18世纪后期;四是19世纪中期(即1850年前后)。
持起源于明代者,主要是根据外国书籍资料的记载,而这些是以“茶汤红色”来认定,没有表述其内质及制作工艺。其代表人物有陈椽等;持清中后期者,主要是从茶类制作工艺演变来考证的。其人数较多,主要有吴觉农、庄晚芳、张天福等。
历史上武夷茶受到省、府、县的高度重视和保护,多次出令禁止压价收买和官员、恶棍豪强索要,镌刻于武夷山的护茶摩崖石刻就有5方,分别在四曲金谷岩,五曲石沼青莲亭,七曲金鸡社等处。
武夷茶源流连载(3)(4)宋代武夷茶斗茶兴盛,元代正式成为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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