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茶经:民国间武夷山成为全国茶叶科研中心

 

民国三年(1914)，销量仍达45万斤，后逐渐下降，到民国十三年才20万斤(1941年《崇安县新志》卷十九)。尔后由于受第一、第二世界大战和日本入侵的影响，战事频繁，政局不稳，销路不畅，严重影响了武夷茶的生产、营销。民国十九年销量只有35000斤，民国三十一年28900斤(林馥泉1942年《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民国三十七年仅13000斤(其中正山小种红茶才3000斤)，茶厂近半倒闭或合并(1994年《武夷山市志·茶叶》283－289页)，武夷茶处于谷底状态。

 

福安茶叶改良场迁至崇安县。

 

由于日寇入侵，战事扩至福建，海口被封锁，1938年，由张天福创办的原建于沿海的“福建省建设厅福安茶业改良场”，奉福建省政府之命，主要人员随带图书、仪器、档案等迁移到闽北崇安县的武夷山麓旗山赤石街尾，名为“福建省农业改进处崇安茶业改良场”。

 

1940年，由中国茶叶公司和福建省合资兴办“福建示范茶厂”，原崇安茶业改良场并入示范茶厂，示范茶场厂下设福安、福鼎分厂和武夷、星村、政和制茶所。由张天福任厂长、庄晚芳任副厂长、吴振铎等任茶师、林馥泉任武夷所主任、王学文任星村所主任、陈椽任政和所主任。从此武夷山成了福建的茶叶生产、研究基地。示范茶场开僻茶园4000多亩,进行茶树品种比较等实验外，建立品种园，进行扦插、茶子播种期、茶苗种植等实验；进行闽茶分级、武夷岩茶含氟量(与协和大学合作)分析；进行简便揉茶机实验，试制成功“九一八”揉茶机；兴办崇安县初级茶业职业学校,张天福兼任校长；组织桐木关农业生产合作社业务；同时还兴办了砖瓦厂、锯木厂、畜牧场等，以副(业)养茶(业)，为当地茶叶生产作出了贡献(张天福《我的回忆》见黄贤庚《佳茗飘香》，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2003年12月，福建茶叶学会编印《张天福思想讨论会文集》10、22页)。1940年6月，福建省政府秘书长徐学瑀为示范茶场建场奠基题辞,文曰：“岩茶之源，仙植武夷；焙制精良，岩茶成规；以示今范，以奠杓基；磐石长久，亿万年斯”（碑现存于武夷山市茶场）。

 

特别是林馥泉所撰《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详见《茶著》卷），对武夷茶进行了全面调查记载，为后人提供了重要资料，至为珍贵，受到今人的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期间，立志振兴中国茶业的吴觉农看到“茶叶购销停顿，茶农求售无门，茶园荒芜”的情况，非常痛心，为了推动茶叶研究和发展，经辗转各大茶叶产区调查和论证后，看到“武夷山上有十多个专制武夷岩茶的茶厂和企业的广阔茶场良好基础，当地的品种资源又十分丰富”的情况，认为是一个“十分理想和非常适宜的所址。”于1942年，选址于福建崇安县的武夷山麓赤石街兴建研究基地，名为“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福建示范茶厂并入研究所。吴觉农任所长，蒋芸生任副所长。我国著名的茶叶前辈叶元鼎、叶作舟、汤成、王泽农、朱刚夫、陈为桢、向耿酉、钱梁、刘河洲、庄任、许裕圻、陈舜年、俞庸器、尹在继等人都曾在研究所工作过。

 

研究所成立后，进行了茶树更新、茶苗树栽培实验、制茶方法改进、土壤和茶叶内含物化验、编印茶叶刊物、推广新技术等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全国茶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水楼台的武夷茶受益匪浅，不但提高了种植制作水平，而且还得以科学研究。王泽农的《武夷山土壤调查》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吴觉农选集》405－411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

 

民国间武夷山成了茶叶专家荟萃之地，据1986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载的“中国十大茶人”就有其七人在此工作过。他们是：吴觉农、蒋云生、王泽农、庄晚芳、陈椽、李联标、吴振铎、张天福。此外还有庄任、林馥全等一大批茶师也在此孜孜奉献过。

 

抗战胜利后，研究所于1946年7月，由“国民政府农村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茶叶实验场”接管，又聘张天福任场长。茶场继续从事茶叶生产、实验等工作。后来实验场后几经变更，现为武夷山市茶场。几十年来，其对武夷岩茶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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