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日报讯 (见习记者杜鹃)2010年11月16日,武夷山下风光旖旎举办第四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暨武夷山茶节,下梅村里茶香四溢。“重走晋商万里茶路”大型商业文明传播活动出发仪式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隆重举行。此次活动旨在继承晋商先辈“德通天下、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利通天下”的商业理念,延续晋商与闽商先辈两个多世纪的商业合作友谊,为晋闽两地的文化、旅游、商业贸易再创新的辉煌。活动由晋中市政府与福建南平市政府共同举办,晋中市与南平市相关领导、晋闽两地企业家代表、各界知名人士、两地媒体等参加活动。
“晋商万里茶路”是明清时期由山西商人开辟的自中国福建到莫斯科乃至荷兰,纵贯欧亚大陆的一条以茶为主、兼营其它的商业通道。“晋商茶路”纵贯戈壁大漠,输送华夏特产,弘扬神州赤子和谐友善、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与丝绸之路一同彪炳史册、名垂千古的壮举。“重走晋商茶路”大型商业文明传播活动将历时一年,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会,在平遥县举行启动仪式,广受国内外关注。此次出发仪式选在当年晋商先辈贩茶的起始点下梅村举行意义非凡,为新一代晋商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绽放光芒,构建新时代的新商业伦理、新商业文化和新商业文明迈出完美的一步。
晋商与闽商贸易合作200多年来,不断加强往来,互信互爱,共创繁荣。活动现场的山西某茶厂经理李冠瑶告诉记者:老晋商 “四通天下”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茶厂和武夷山某茶园有多年合作关系,有茶园500多亩,他们出土地,我们出资金,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商业模式,盈利不少。今天和武夷山某茶园签订合同,继续加强两地的贸易合作,实现双赢。
关于晋商万里茶路的介绍:
福建武夷山的
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
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市场、茶叶之路的终点——恰克图的交易史上,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交易品类。当时贩卖粮食、铁器到蒙古、俄罗斯的晋商发现,对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市场空间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累积的晋商,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畴,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贸易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
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
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2006年.武夷山下梅村邹氏后裔、武夷山万里茶路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邹全荣回忆说,此时,正好《乔家大院》热播,武夷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开发“茶之旅”的有利商机,于是开展了一系列“茶之旅”营销活动。当年5月第二届中国武夷山旅游节期间,我们邀请山西晋中市旅游局和乔家大院博物馆有关领导,到武夷山下梅村为“晋商万里茶路起点”揭碑;当年“9.8”海博会期间,又与山西晋中市旅游局联合茶路沿线各旅游局的领导进行座谈,签署“晋商茶路”沿线旅游市场合作协议。此后,专家学者、商贾名流、媒体记者纷至沓来,对历史上的万里茶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